王韬在《普法战纪》（首序1871）中译出的《祖国歌》，今天被学术界视为汉译德诗之嚆矢，地位显赫。此诗蔡锷读过，阿英录过，近年来马祖毅先生在《中国翻译简史——五四以前部分》（1984），郭延礼先生在《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》（1998）中或是重录，或是点评。岁月递嬗，复制不断，名更显扬。但他们都没道出作者为谁。这给德语文学汉译史留下一桩疑案，叫人煞费猜详。吴晓樵先生作“王韬译《祖国歌》的原作者恩斯特·阿恩特”（载《国际文化》2001年1月3日）一文，其标题赫然点出此诗作者，值得格外关注。
吴先生此文介绍阿恩特在中国的译介，史料运用之裕如，令人感佩。其文眼应为这段文字：“实际上，经笔者调查，《祖国歌》的原作者为德国反拿破仑解放战争时期的杰出诗人恩斯特·莫里茨·阿恩特。”其实，这首译诗至迟约6年前已为中国学人考出所本。来自北京的Na Ding在其1995年慕尼黑大学的博士论文（Die Rezeption deutschsprachiger Lit?eratur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1949－1990）中，已经澄清《祖国歌》为德国诗人阿恩特作，并在论文中晓示发现过程：起先想依靠汉译中附有的德国地名，但徒劳无功；后听说此诗曾被谱曲，才在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的音乐作品馆找到原文；因文本古旧不能复印而手抄，又因原文系花体字而求他助。沿波讨澜，委实不易。不过手抄似可不必，在一般德国大学图书馆，不难借到阿恩特作品较新的版本来影印。这是另话。相比之下，吴先生文章公布结果，未及过程，亦即未谈如何考出来源。从旁推测，也有一段曲折经历。毕竟仅靠中译和几个地名，要在浩瀚的德诗典籍中甄别作者，殊非易事。
如吴先生文章所述，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推许阿恩特的尚有鲁迅和侯佩尹等人。此处补充一人：我国著名日尔曼学家商章孙（商承祖）。他在《英法美德军歌选》（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）一书中，曾对阿恩特盛赞如下：“扬恩德是自由战争时代内最慷慨激昂的一个作家。他本人游历过德国同欧洲其他国家许多地方，所以非常熟悉人民的心理。他不喜欢拿词藻来修饰他的诗歌，天真，朴实，活泼，热烈，雄壮——这几点是他作品的特色。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句子，没有不颤动人的心弦，而发出一种壮烈的情绪。他喜善用问话或问答体裁，运用一切韵文的技术，写出心中的感触，要把一腔热血灌注于复仇雪耻这个惟一的目标，并且要把这种精神灌注到每个人的心灵中。他的诗歌不尚文饰，容易歌唱，因此是当时最受人民欢迎的一个爱国诗人。”
紧随这篇“德国战歌概论”，是商章孙译6首德国战歌，领衔的即是“气势雄伟，充满战斗意识，很能够代表扬恩德的全部精神”（商章孙语）的“战歌”。兹引首段，权当尝鼎之助：从军去！从军去！／天生吾侪大丈夫，／从军去，大丈夫，向前冲！／号角喇叭齐声鸣，／确堡狂飙涌汹汹，／杀声惟有争自由！
译诗无疑配合了中国人民当时同仇敌忾，反抗侵略的呼声。
阿恩特那时的中译名，除吴先生文章已及“爱伦德”（鲁迅），“昂德”（侯佩尹），本文上提“扬恩特”（商章孙）外，另有“亚伦特”（郑振铎），“亚尔德”（仲云）等多种。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的几部德国文学史著作中不时也有他的大名泛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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